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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郭斌听了粮价，心中大惊，愣在当地。那青年见郭斌没有说话，便点头哈腰地一步步后退，待退了五六步，方扭转身飞也似地跑了。

    关羽面色阴沉，在郭斌身侧，道：“主公，没想到这番禺城中粮价竟如此之高，莫不是城中有什么变故不成？”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唉，城中的百姓要遭殃了。”

    郭斌点点头，阴沉着脸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即便是在东汉末年，但凡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，城中也有着数量庞大的非农业人口。城中的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贾虽然也有，却不过是少数，人数最多的，还是小手工业者和靠着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力夫。他们大多没有土地，没有或仅有极少的固定产业，基本就是每天赚多少吃多少，一日没有活干，便一日没有东西吃。

    而粮食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基本生命和生活需求的根本，粮价平稳是社会稳定，人民生活幸福和谐的根本前提。而粮价一旦出现大的波动，则必然会给城市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因此自古以来，粮价便是衡量社会是否稳定，人民生活是否丰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。

    然而无可否认的是，粮食的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中心，其变动也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的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，便是战乱、天灾，当然还有人祸。毫无疑问，与战乱伴随的，往往便是粮食价格的上涨。

    从史料可以看出，汉朝的三次粮价大波动，分别发生在：秦汉之交、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、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。几次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，无疑均造成了天下粮价的大幅度上涨。

    在秦始皇时期，粮食的价格基本维持在“谷石三十钱”的水平（即谷子每石要三十钱）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也记载道：“（粮价）上不过八十,下不减三十，则农末俱利”。所谓农末俱利，指的是无论是卖粮食的农民还是买粮食吃的工商业者，都可获利。

    史书记载：“汉文帝躬俭约······谷石至数十钱，上下饶美。”毫无疑问，此时的粮价是正常的，生活在汉文帝时期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想来也是颇高的。因为老百姓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粮食，那么剩下的钱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质量了。套用一个后世的概念，那便是恩格尔系数，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。

    一个家庭收入越少，家庭收入中（或总支出中）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，家庭收入中（或总支出中）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。推而广之，一个国家越穷，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（或平均支出中）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，随着国家的富裕，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。

    可见，我们的老祖宗凭借对日常生活常识的总结，在汉朝便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。

    只是东汉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如西汉时期稳定，东汉时期皇帝年幼、外戚与宦官相继执掌朝政，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。因此，东汉时期的物价水平，较之西汉时期要普遍高一些，谷粟的价格通常在百钱以上。

    同时，每个朝代总是在立国之初政治清明，越往后则愈加混乱而腐 朽，汉朝也是如此。反应在粮价上，便是整个汉朝，包括西汉与东汉两个朝代，粮价的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。然而，即便是如今因为黄巾之乱和连年的大旱而导致粮价上涨，阳翟县与长社县中的粮价也保持在一百一十钱左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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